中国开放第三季：开放创新红利

       厚望中国第三波开放创新红利

　　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即将设立为标志，吹响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号角。标志着现有贸易格局中各要素的自由度进一步放宽。期待改变的人群对此寄予厚望。

　　目前，可以观察到已经进入中国新一波对外开放序列的有：人民币国际化、自由化;资本项目开放、资本国际化;范围广、程度深的新一波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最先有望也是最有压力获得突破的是贸易和投资领域。

　　商业界对于扩大开放推动创新期待已久，《21世纪经济报道》早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即呼吁“开放驱动创新”，推出开放驱动创新专题报道。

　　自由贸易区除了上海试点外，天津、重庆等地也在积极筹备，接踵而至的自贸区试点将驱动中国对外开放第三波浪潮。前两波分别是1978年前后和1992年前后。

　　当经济可能迎来较低增长、社会求变情绪日浓而改变依旧艰难胶着之际，中国迫切需要再来一次大开放，以开放驱动改革、驱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在布新相对容易除旧比较难的结构化环境中，开放成为最大的改革。

　　1978年前夕，面对艰难时局，中国以面向西方世界、尤其是面向欧美的经济开放，推动了一波改革浪潮，是为中国对外开放第一波浪潮。中国与西方世界经济的往来大规模开启。1992年前后至2001年，中国以浦东开发开放作为扩大开放的先声，启动了市场化这一改革目标，随即中国完成与全球市场经济的贸易规则接轨——入世，贸易上中国与世界经济开始融合，带着中国特色按照西方世界确定的贸易规则走。中国迎来了10年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人均GDP迈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除旧布新的改革，创新是改革应有内涵，中国的改革每次都以对外开放作为强大驱动力。每次大尺度的对外开放，都意味着倒推一系列深层的持续的内部改革。每次大幅度的对外开放，又都以大幅度的对内改革来铺路。

　　1978年第一波对外开放后，摸着石头过河，内部政治经济改革逐渐走上了一条顶层设计的道路。尔后历经波折，政治改革走上基层创新的道路，经济改革则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顶层设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的本质是自由。时至今日，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虽然提出经年。但土地、劳动力、资本、商品、货币、思想的自由化、市场化中，商品市场化获得最大进展，其余进展谨慎。我们深知，要素自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期待新一波开放进一步扩大各要素自由度，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释放动力。

　　即便在商品自由化领域，尽管中国已经入世13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然没有获得世界主要市场欧美的整体认可，中国各要素的自由度仍然相对有限，虽然按照协议，再过两年中国会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但时不我待，即便中国成为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世界经济领头羊美国已再次引领了全球自由化浪潮，率先寻求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TPP、TTIP等新贸易框架，全球贸易即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级。在这一新层级中，中国尚不在圈内。一旦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入，中国没有独善其身的能力，如果不能引领世界，则必须融入世界，走在世界的康庄大道上，否则容易在竞争中失利、被世界潮流淘汰，这是过去的历史教训和历史经验。而投资方面，中国尽管有100多个双边投资协议，但与主要市场欧元区和美国，仍然是零协议，资本项目仍然处于半管制状态，投资入世、与西方经济建立投资自由关系，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任重道远。

　　与初期一些TPP威胁论、甚者摇晃“境外敌对势力论”民族主义大旗这种掩耳盗铃的心态相比，这次进一步扩大开放之举，可谓从善如流，坚定走在世界潮流的大道上。

　　纵观中国每一次对外开放，不仅推进了对外经济关系发展，还都大大提升了GDP和人均GDP，对外开放的红利，虽待分配公平，但已然普惠天下。我们期待泽被苍生，各要素自由度增加，且多些公平性分配和包容性发展。我们深信第三波开放浪潮创新红利，并对此寄以厚望。

　　创新势在必行聚焦五大课题

　　以“创新：势在必行”为主题，世界经济论坛第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今日在中国大连揭幕。

　　本届达沃斯将有1500位商业领袖、学界和政界的嘉宾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中国区执行董事施力伟(Olivier Schwab)在北京办公室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夏季达沃斯年会不但是中外商界领军者和创新者对话的平台，同样是中国领导人与外国政界对话的平台。

　　施力伟坦言，由于今年是中国新政府换届以来的首次论坛，与往届相比，本次达沃斯将有更多国家首相、总理及部长前来出席会议，新任总理李克强也将延续传统，继续出席达沃斯并进行交流。

　　危机与创新

　　《21世纪》：今年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是“创新：势在必行”，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主题?该主题的全球背景是怎样的?

　　施力伟：金融危急后，全球经济增长减慢，我们预计这种低增长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在低增长背景下，政府急需面对财政紧缩、对抗失业、贫富不均的问题;商界的压力主要来源于技术革新对产业的破坏;这些压力与可持续增长、城镇化等现有的长期问题一起，给全球经济、环境、社会发展带来很大挑战。因此，本次的主题——创新，是一个号召，希望推动商、政、学界共同推动技术、商业合作，积极开创公私合营等创新增长模式。

　　《21世纪》：这个主题如何融入到论坛中?论坛有何亮点?

　　施力伟：这个主题分为五个“故事(话题支柱)”。第一个故事是，“产业生态转移”，包括重大的产业趋势，比如城镇化、能源转型。第二个故事是叫做“给创新松绑”，我们将从讨论如果我是一个企业的CEO如何创新，讨论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国际化等;第三个故事是“社会弹性”(societal resilient)， 我们会讨论收入不平等、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等问题;第四个故事是连接各国市场问题，全球贸易变迁、供应链变化等等。另外，我们专门还有一个项目，叫文化与艺术。本届新领军者年会的所有会议都将围绕这些故事举行。

　　《21世纪》：从去年会议结束至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比如美欧的复苏和近一段时间新兴经济体的危机，如何看待全球宏观走向?

　　施力伟：如此前所说，目前全球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在低增长的状态。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及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认为，以后可能不会区别OECD和发展中国家，而是分为创新性和非创新性国家，我们认为这个是以后全球宏观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我们今年的主题。

　　《21世纪》：对于全球的经济风险，世界经济论坛有怎样的看法?

　　施力伟：世界经济论坛在过去8年中每年发布《全球风险报告》。经过与全球范围内1000多位全球商界、政界、学界专家和行业领袖的访谈，以系统评估未来10年发生几率最高以及影响力最大的风险。

　　在全球风险发生概率大小的调查中，收入严重不平等、长期财政失衡已经在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成为会员们认为发生概率最大的五大风险;剩下三项先后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水资源供应危机、人口老龄化管理不善。

　　与此同时，人们认为这些风险中影响力最大的前两位为金融危机和水资源供应。有趣的是，粮食短缺危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2013年新上榜的最有影响力的五项风险之一。

　　领军中国：国际化和城镇化

　　《21世纪》：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继续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哪些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否有相应的合作?

　　施力伟：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以及城镇化是本届政府推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企业国际化实践的积极效应不仅作用于企业本身，还将影响各个方面。对企业而言，将在国外市场学到的先进经验用于国内市场，更好践行企业公民责任，提升国内业绩;对政府而言，走出去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建设和谐社会。最后站在世界的角度看，全球企业公民的互动将最终实现全球的经济繁荣。

　　在城镇化领域，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最快城镇化，尤其最近十年，中国城市化率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意味着城市每年要吸纳一千多万外来人口。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超过8亿。其中，中国城市化将有很多变化和问题，包括劳动就业机会缺失、留守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人口减少、农村政府公共服务和基建不足等问题。

　　在这两个核心议题上，世界经济论坛都联合论坛学界、商界和政界的资源，希望能够为中国企业、政府共同交流，提出有意义的探讨和建议。

　　《21世纪》：在这方面，论坛能给中国企业提供怎样的支持?

　　施力伟：去年，我们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企业国际化新兴最佳实践——全球企业公民挑战》。报告研究组查阅了95家拥有大规模海外作业的中国企业的公民责任报告，走访了130位企业高管、企业公民责任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家，评选出10项中国企业践行全球公民责任的最佳案例——我们试图以此呈现和总结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多样化实践。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中国企业全球化最佳实践研究系列》的第二期项目，重点关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运营模式，希望能进一步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深度交流和经验分享平台。我们将特别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研究其全球化发展的战略和路径以及相应的全球化运营模式。

　　《21世纪》：论坛在中国城镇化领域有何进展?

　　施力伟：世界经济论坛在城镇化领域有很多商界会员、学界政界的专家及参与全球城镇化的一线人士，我们希望能够分享他们的经验，帮助多个地方政府。今年3月，我们和世界银行及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第五届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

　　此外，我们还希望能对具体的地区给出建议。比如，天津被选为首个世界经济论坛“都市发展的未来”项目示范城市， 得到由全球行业领袖和专家组成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团队的支持，各方就天津市在城市发展中的具体挑战和目标制定战略规划给出了具体解决方案。项目成果已集结在《“都市发展的未来”行动倡议——天津领军城市发展战略》报告中。

　　在这个报告中，我们提出主要两项建议，第一是缓解交通拥堵，另外一个是发展服务业。缓解交通拥堵方面，我们提出推广智能交通、协调土地、改善公交系统。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发展天津品牌，培育中小企业，并与高校合作开展以服务业为导向的课程。

　　达沃斯论坛激辩资本账户开放正反面

　　9月10日，在上海自贸区挂牌进入倒计时之际，中国顶尖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齐聚大连，在21TIME达沃斯(2013)论坛上，针对现在是不是启动人民币国际化、开放资本账户的合适时机等热点议题，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中国银行(601988,股吧)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局长施海宁作为支持启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开放的乐观派，强调现在是以开放促改革的绝佳时机。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陆家嘴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则强调要谨慎推进，指出了过快启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存在的巨大风险。

　　虽然乐观派和谨慎派都无法说服对方，但邵宇最后强调，下一个十年非常关键，中国干得好就是欧美，干得差就是拉美。

　　乐观派：上海自贸区地位相当于深圳特区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将上海自贸区的意义等同于当年深圳特区的设立，他说最近常想到的一首歌是“1995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而到了2013年，现在又有人在中国的东海边划了一个圈。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向本报表示，此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上世纪80年代5个经济特区、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同等的重要性。上海自贸区应该在TPP(泛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议)、TIPP(泛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投资合作伙伴关系)、PSA(复边服务贸易协定)发挥重要作用。

　　EIU首席经济学家罗宾·布(Robin Bew)在专访中向本报表示，上海自贸区与TPP和所有贸易谈判改革一样，重点在于该地区能够放弃多少核心利益，包括国有垄断、资本限制等等。

　　邵宇的这种提法得到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的共鸣，曹远征强调上海自贸区的正式名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他解释说，这个命名中上海是在括号中的，所以实质上也强调了这是中国国家层次上的自贸区，而且强调是“试验区”，表明会在金融领域有很多创新。

　　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局长施海宁赞同曹远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激动人心的概念。他眼中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最后一个过程。”

　　施海宁说，人民币自由化首先是人民币跨境结算，而第一笔人民币跨境结算就是2009年在上海进行的，“当时一年才几十亿规模，根本没想到发展到现在一年几万亿的规模，增长非常快，”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人民币还将发挥贸易支付、清算、投资和分配手段。

　　施海宁也强调，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很多配套措施，例如国外需要清算行和代理行，国内也需要有清算机构，此外还需要离岸和在案金融市场，这也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之一。要实现这些，就要求在资本项下有投资机会，实现汇率市场化和自由化。

　　现在我们都在翘首以待上海自贸区在月底前挂牌，不论是从中国经济增长、对外开放，还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来讲，都是把利率和汇率、以及在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最终使得人民币真正意义上成为国际化货币，在国际上有话语权。

　　在这方面，上海浦东在建设自由贸易区和金融中心的过程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要集聚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首先我们就要提供更多空间，在陆家嘴(600663,股吧)区域现在有100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到十二五末期我们希望达到1400万平方米，其中2015年上海中心建成后面积达到57万平方米，这就是为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打下了空间上的良好基础。第二个是人才的储备，一旦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才跟伦敦、纽约进行竞争，这一块也是我们重点要做的。在浦东新区，在人才吸引和培养也做了工作，既包括财政的扶持政策，也包括生活上的便利。

　　施海宁相信，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经过几年的努力会水到渠成。

　　谨慎派：资本开放风险巨大

　　但针对乐观派们的畅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提出了对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的隐含风险的质疑。

　　张明指出，社科院的调研发现，目前80%人民币跨境结算是发生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关联公司之间的，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结算还是主要用美元。此外，由于内地在岸人民币市场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之间存在汇差和利差，导致一些企业运用人民币贸易结算去进行套利，所以现在我们分不清人民币贸易结算到底是真实需求还是套利需求。

　　张明说，央行此前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一大理由是，现在是实现资本开放的战略机遇期，金融危机后欧美资产价格低，这有利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优质资产。此前有消息传出说中国将在2015年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但张明说这并不是一个最佳战略机遇期，因为届时中国企业负债会达到高点，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后一旦外部出现问题，银行业风险非常大。

　　而一旦市场开放，国内居民想把自己的存款弄到国外去，这个风险也很大。再加上美国有可能在2015年开始加息，2015年开放资本账户很难逃脱资本外流风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陆家嘴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对资本账户开放也比较谨慎，他认为在当前资本账户开放面临三大障碍。

　　第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无论环境问题、污染问题、腐败问题，还是收入分配，货币超发等现实矛盾都已经浮出水面，在这样的关口是非常容易引发经济和金融危机。所以在对经济潜力预测不乐观的情况下，开放资本市场是非常愚蠢的，后果是很难预料的。

　　第二个障碍在于，中国资产泡沫非常严重，而国外市场资产价格已经相对较低，。刘胜军说，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他本人就会卖掉上海的房子去美国买房，而这样的行为就会造成大量的资本外逃。

　　逃离中等收入陷阱

　　针对张明的质疑，施海宁非常直接地逐一回应，他首先指出现在跨境人民币结算以上海和香港之间为主非常正常，因为目前美元欧元仍垄断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要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他指出，人民币一定是最先在亚太市场起步，逐渐走向拉美、非洲市场，最后进入欧美市场。

　　针对人民币跨境结算中的套利因素，施海宁也认为是正常现象，“动机和结果不是同一件事”，只要最终促进了人民币国际化，即便跨境结算时出于套利目的也没有什么关系。至于资本外逃问题，施海宁认为目前资本外逃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资本管制闸门”的存在，很可能取消这个闸门之后，人们反而不会着急把资本转移出去。

　　施海宁说，在自贸区里面将会首先进行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然后资本项下也逐渐开放，但要注意这仅仅是在自贸区28平方公里范围里做的试验。自贸区的政策与关内是隔离开的，不过之间又有一个连接通道，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自贸区内的政策在三五年内可能就会向外扩散，而这也正是自贸区试点的意义。

　　邵宇也并不担心资本外逃，他强调，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增长，资本逐利的特性令它不会轻易撤出中国。他指出，现在很多有钱人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之后，还是会绕一个圈子再把钱投回中国，也正是因为中国的高增长。

　　邵宇说，他觉得下一个十年非常关键，中国干得好就是欧美，干得差就是拉美。因为现在中国人人均GDP在6500美元左右，如果按照现在每年7%的增速，10年后就接近13000美金，就已经冲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新一轮开放背景下的人民币国际化

　　上海自贸区这一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它被看作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起点。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专访中向本报表示，新一轮的开放将涉及服务、贸易、投资、资本四个方面，“自贸区是一个综合的实验场所，会实践这四类开放的反复磨合与发展，而货币的国际化则是其中最高级的形态。”

　　《21世纪》：中国下一步增长的最大的动力源(600405,股吧)泉或者机制来自哪里?当前对外开放有哪些途径或者说哪些开放是我们下一轮必须选择的突破点?

　　邵宇：中国经济已经通过此前的快速增长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特点可能就不在于简单的产品制造或是关税的绝对数额的高低，而在于新的投资贸易跟资本流动的环境。所以，新一轮的开放首先应该体现在更高级的贸易内容的服务行业上。第二方面是相关的投资。有了投资才有相应的管制条例的变化，更深层次的是资本，最高层次的是货币。简单说是这四个方面：服务、贸易、投资、资本。

　　因为投资和资本联系紧密，最后一个是资本的形态，就是用什么样的货币、什么样的形式来成为投资的高数额标的。

　　《21世纪》：为什么资本、货币在这新一轮的开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邵宇：从外部角度来说，新一轮开放的目的是塑造一个新的贸易格局，这个贸易格局一方面当然是有不同的分工、不同的资源环境，同时在货币方面有一个更公平的环境让大家能够可持续的竞争下去，这样才能保证全球利益格局的相对公平、持续。

　　实际上，普通的贸易牵涉到更多的投资，对投资的管理和控制可能就是生产更前端的一个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用什么样的货币，资本有什么样的管制，投资有什么样的限制，比方说，是不是有负面争端，是否有主动权，待遇跟国内的资本是否同样一个待遇(国民待遇)，是不是相互开放的投资领域。这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自由，背景是生产要素成为全球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核心要素，它并不是只是控制产品端，更加控制要素端，生产端也就是前端，这样的话，只有占领资本投资甚至货币的制高点，才能够得到作为结果的产品的优势。

　　《21世纪》：那么人民币在这新一轮开放中的地位是怎样的?

　　邵宇：我们做了一个判断是人民币一定会上位，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未来的储备货币体系大概是三足鼎立，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作为主流货币，也是中国经济能力提升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要顺应发展的潮流，因为这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元成为一个国际货币主体，花了50年的时间。人民币才刚刚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是会在在美元的反复冲撞下不断波动，追随这样的波动，并且发现人民币不断成长的趋势，才会对战术配置、中长期的战略配置得出很明确的结论。

　　《21世纪》：人民币的国际化应如何布局?

　　邵宇：马歇尔人民币、资源人民币、石油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多点出击并且同时并进。要加大对周边国家道义支援的力度，增加对他们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主要的资源国形成货币和资源的互换。

　　《21世纪》：除人民币国际化外，新一轮开放的其他具体内容还有什么?

　　邵宇：贸易方面，就是根据各方贸易协定的要求，放开贸易的投资，放开服务的管制。除了严禁接触涉及国民安全的领域，允许资本自由投资，既不限制投资的尺度比例也不限制经济形式，即是全市场化的运作。货币方面，人民币资本账户在自贸区开放了，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就像离岸中心一样，可以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和投资，不管是投资海外还是国内自贸区，都可以进行。

　　在资本项下给予人民币投资的机会

　　金融改革和创新被认为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改革的亮点。上海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局长施海宁9月10日在大连出席“开放驱动创新”21TIME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表示，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将成为上海自贸区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方向。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施海宁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彻底融入全球经济的最后一个过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经过几年的努力，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是大势所趋，也会水到渠成。

　　自贸区试点的意义

　　施海宁在当天的发言中表示，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会对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资本项下开放进行试验。对于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方式，他说，这是在自贸区28平方公里范围里进行试点，也是一种压力试验，即在自贸区和关内有一个隔离，隔离之间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试验到底开放多大能够承受这种压力，然后逐渐扩大。

　　“我相信再过几年，随着资本项下开放的扩大，那也是自贸区试点的意义。”施海宁说。

　　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将“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目标写入“十二五”发展规划。巴克莱资本在今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可能把2015年之前实现资本账户基本可兑换，以及2020年之前实现完全可兑换作为目标。

　　但资本项下的开放也可能带来风险，资本的大量流入和流出也引起对金融动荡和风险的担忧。对此，施海宁表示，在人民币开放的过程中，套利是正常现象，“要把人民币国际化，也得让人家得到好处，这一点不需要悲观。”而对于资本项下开放可能导致的资本外逃，他认为，即使是在现有阶段下，资本外逃也并非不可能，有时“把闸门打开了，反而不逃了”。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瓶颈主要在于资本账户尚未开放，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无疑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施海宁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其紧迫性，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美国央行调控全球市场，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加快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起步。2009年，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等5个城市启动，第一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正是发生在浦东。施海宁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除了支持贸易，还要求人民币成为一个投资和分配的手段。

　　“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将使人民币从目前主要用于跨境贸易结算的，最终实现投资的功能。要实现这点，就必须在资本项下给予人民币投资的机会。”施海宁说。他表示，接下来金融改革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即将在月底挂牌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将在金融领域试验这些内容。

　　施海宁认为，通过在一定范围内对上述内容进行试点，最终能够实现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

　　在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更多地体现为支持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施海宁认为，用人民币结算必然需要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海外要有足够的清算行，在国内有人民币清算系统。除此之外，还需要建设离岸人民币市场和在岸人民币市场，而后者体现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

　　在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施海宁认为需要完成两件事。一是要聚集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公司，这样才能形成自由人民币中心的概念。二是人才的储备，一旦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需要有更多的人才跟伦敦和纽约进行竞争。“这也是我们重点要做的。” 施海宁说，“浦东新区在人才吸引和培养上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财政的扶持政策和提供生活上的便利。”

　　上海自贸区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分享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红利，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中国经济应该融入世界，获得自己的发展机会。

　　曹远征是在大连出席“开放驱动创新”21TIME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作出这样的表示的。

　　“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开放促进改革，才能使中国经济即使回不到两位数的增长，也能够在下了一个台阶后站稳脚步。” 曹远征说。

　　对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意义，他认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虽然现在还看不出它的样子，但是在1980年代初期，人们也看不出深圳现在的样子。”曹远征对本报记者表示。

　　上海自贸区接轨国际惯例

　　曹远征强调，上海自贸区其实是中国的自贸区，是中国跟国际惯例接轨的尝试，这类似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样。本世纪初在加入WTO前后争论非常之多，但加入WTO后的这十年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

　　对于上海自贸区的创新，曹远征认为，创新是不可规划的，这是中国改革的经验。在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等这些基本方向的指引下，怎么创新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块地种庄稼能种出什么?这和深圳当年的经验是一样的。”曹远征说。

　　在他看来，上海自贸区对改革最大的含义在于全国人大豁免了包括《外商投资法》、《中外合资企业法》等在内的若干法律，随后会有更多的相关法规得到豁免。他认为这也是上海自贸区最重要的创新，即更多地按照国际惯例来做事。

　　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对上海自贸区暂时停止实施有关法律的草案审议报告。根据草案，在试验区内，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停止实施《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3部法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建议暂停实施上述法律有关规定的时间为3年，适用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务院决定设立的试验区。

　　和其他地方也在规划的自贸区改革方案相比，上海自贸区将更多的地体现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方面的开放。“上海自贸区开放将带来高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引领全国产业结构改革。”曹远征说。

　　以开放促进改革

　　作为人民币最大的本币市场，上海将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自从2009年人民币开始用于跨境贸易结算，如今已经占到跨境贸易结算14%的份额。人民币也在境外发展了离岸市场。为何人民币会得到广泛使用?曹远征认为，这其中有亚洲地区本币化的动力。自从15年前亚

　　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就开始减少对区外货币的系统性依赖，而中国又是东南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不过曹远征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因为目前的人民币还未实现自由兑换，而国际货币必须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这也是提出人民币可兑换的背景。他强调，上海自贸区其实是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其意义在于能不能找到途径来解决这些困难，推动人民币可兑换和金融市场的形成。“这就是开放促进改革。”曹远征说。

　　对于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开放，曹远征认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中国已经满足了绝大部分项目，仅有少数不可兑换。

　　IMF的定义将资本项目分为7大类和40个子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在去年发布的课题报告，目前我国不可兑换项目有4项，主要包括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买卖衍生工具。在40个子项目中，中国基本可兑换项目有14项，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后者主要集中在债券市场交易、股票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

　　在曹远征看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实现资本项目下开放、本币可兑换将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三中全会的改革方向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曹远征认为，经济低速增长还将维持更长时间。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表现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方式对资源耗费型的改变。“导致过去经济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曹远征说。

　　即将在今年秋天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曹远征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3日在武汉发表的讲话代表了三中全会讨论的改革方向。当时，习近平从6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等内容。

　　上海自贸区资本开放需防火墙

　　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草案的传言在近日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上周，道琼斯报道称，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草案内容显示，中国将允许上海自贸区内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

　　此前，《上海证券报》曾报道，上海有望很快获得批准开放一个自由贸易区，在该区测试人民币自由兑换和跨境资本流动。新华社此前报道显示，关于金融开放和风险管控方面，相关部门要到9月中旬拿出一个完整方案，而试验区的正式挂牌可能要等到9月底。人民币自由兑换也将成为金融领域开放的一部分内容，将推动我国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创新，自贸区的金融开放很可能导致全国整个的资本失去管制，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金融风险。

　　从特定主体的特定开放开始扩展

　　《21世纪》：尽管上海自贸区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坊间相关传闻已经有很多，目前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上海自贸区内利率、汇率的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您一向主张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应注重风险，那么您如何看待自贸区这些金融改革?

　　张明：利率、汇率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无疑是最受关注的，我们认为这个改革非常激进，如果实现可以说将形成一个和香港没有区别的金融自由港。香港由于存在境内境外的明显区分，资本流动相对好管理，而上海作为内陆的一块区域，如何将他与其他地方隔开实际上是很难的。从资本开放的角度讲，上海一个地方放开相当于资本账户全放开，外资很容易流入国内包括楼市股市在内的各个市场，这个风险很大。

　　我的基本观点是，金融的开放是最难的，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方式，一个非常好的资本流动防火墙，想把上海隔出来做离岸金融市场很难。以上各种放开手段必将加大“一行三会”的管理难度。

　　《21世纪》：目前提到的防火墙都有哪些?您认为这个资本防火墙什么样比较好?

　　张明：从经验来看，这种防火墙的先例一般是基于国境的，在国内设置这种限制比较困难。

　　目前我们看到可能实施的是规定金融机构要想进自贸区，不能单纯在区域内成立子公司，而必须要重新注册一个公司，此后限制区域内外公司的资金往来，但是可以想象中国企业会想出很多办法来克服这个阻碍，制度可能失灵。

　　我认为，可行的限制应该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流动。由于企业的资金流动主要通过银行，只要把银行跨地转账、资金汇款卡死就基本可以做到区域上的管制。但是这个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防火墙，需要一个全新的系统和基础。

　　目前我们看到前海和昆山也有一定的开放实践，比如前海是允许境内企业的境外贷款。那么我想上海可能也要走这种从特定主体的特定开放开始慢慢扩展，很难一开始就出现激进的金融开放。

　　开放时间表非常有问题

　　《21世纪》：目前坊间对资本账户开放有很多期待。除上海自贸区外，是否还有其他具体的资本账户开放的措施?如何看待这些措施?

　　张明：我认为今年资本账户开放的举措应该不仅限于上海，今年可能还会推出官方的资本项目开放路线图。

　　对于此前所表示的2015年资本项目开放时间表，我认为这个时间的选择非常有问题。我们看到中国当前整个负债率不高，但是企业负债特别高，未来几年，企业必然有一个去杠杆化过程，银行业的风险必然提高。一旦市场开放，国内的居民想把自己的存款弄到国外去，这个风险很大。如果我们从国外来看，美国有可能是2015年加息。国内外数据叠加，2015年开放很难逃脱资本外流。

　　《21世纪》：除了资本项目开放、利率汇率之外，上海自贸区其他的意义在哪里?

　　张明：尽管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开放有利于内地金融机构更好融入国际市场，但我认为其核心利益仍然在于自由贸易的实验区，中国需要服务和贸易的开放，以上海为试点非常合适，并且没有风险。我们认为通过负面清单对外资企业开放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也符合我们已经开启的BIT谈判中给予美国准入前国民待遇等规定。

　　从具体的层面看，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服务业的开放也非常值得鼓励。贸易领域，推动在区域中简历商品交易仓库，期货现货市场都可以考虑在上海先做，但同时也要考虑到全国其他现有的交易所和市场，做全盘考虑。

　　《21世纪》：很多人提出上海可以作为中国加入TPP的切入点，如何理解?

　　张明：目前全球都在重塑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在这个时点上中国应该主动出击，趁还能施加影响的时候尽可能加入谈判使得条款对自己有利。我们认为中国在目前双边、多边全球的各个贸易谈判中都应该参与。

　　对于中国加入TPP，上海自贸区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区，主动来适用TPP规则，看看这些规则将在中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此外，前海也可以这样实验。上海和前海可以成为两个国际贸易投资谈判的筹码。

　　商务部报告详解中企海外投资现状

　　即使身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出量较上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国仍然刷新了自己的记录：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创下流量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中国亦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

　　上述数据来自最新的《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下建成《公报》)，该报告由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9月9日在厦门市举办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政策信息发布会”上对外公布。

　　在全球经济由于欧美的金融危机而深陷疲弱的2012年，中国仍保持了7.7%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

　　而根据前一年的报告，2011年，中国以746.5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流量居于世界第六位。而在10年前商务部开始公布这项指标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仅相当于如今的3.6%(约27亿美元)。

　　当天与会的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周振成称，今年我国对外投资仍将保持稳定增长，预计全年增长15%没有问题。根据商务部现有数据，2013年1-7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327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06亿美元，同比增长20%。

　　不过，虽然中国2012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凈额(存量)达5319.4亿美元，但这一规模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居全球第13位。《公报》还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集中在七大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这7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493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4%。

　　值得一提的是，《报告》还反映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积极在海外购买企业股份和业务的买家之一：2012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457个，实际交易金额434亿美元，两者均创历史之最。其中，直接投资276亿美元，占63.6%，境外融资158亿美元，占36.4%。

　　2012年，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松公司(Nexen)、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等一系列重大并购案例频频上演。虽然最终结果尚未可知，但中企的海外并购已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交易金额数目也不断扩大。

　　“过去是欧洲人来到中国，通过设立合资公司来打入陌生的国家。而现在中国人如果希望熟悉海外市场，他们可以来到海外，买下一部分当地公司的股权，成立合资公司，从中学习经营之道或者获得技术等再回到国内市场上。这是一个行之有效又迅速的方法。”同时在厦门投洽会现场的Wragge&Co律师事务所公司法并购团队主管Gareth Baker对本报表示。

　　从资金流向地上同样可以观察到上述趋势。根据《报告》，中国去年对美投资快速增长，流向英属维尔京、开曼群岛的投资大幅下降。但香港仍然是中国第一大直接投资目的地。

　　香港长期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是“中转”角色而非投资的最终目的地。根据《公告》，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流量2012年为512.38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43.7%，同比增长43.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并购项目大都通过香港地区再投资完成，例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大连万达集团收购美国AMC娱乐控股100%股权等。

　　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周振成在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时亦表示，新一届政府一直在推动跨境并购的审批改革，比如，将一些审批权下放到地方等。但实际上，在关于海外投资的问题上有四个部门在履行审批权，商务部方面自认已经是(审批进程)比较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