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赋能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

　　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6.6%，增速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全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持续显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较好完成。

　　在“稳中有进”方面，首先，经济结构继续优化。2018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2.2%，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次，三产占比的持续提高保障了新增就业的稳定增长。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比上年多增10万人，连续6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完成全年目标的123.7%。同时，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上升。2018年三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9.7%，比2015年提高了6.7个百分点。最后，“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扎实推进，企业资产负债率(特别是国有控股企业)持续下降。全年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5%，比上年小幅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国有控股以及大中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2.6%、58.7%、57.7%，分别比上年下降0.7、1.8和1.9个百分点。

　　但也应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首先，今明两年全球经济扩张趋弱将会给中国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投资增长形成较大的下行压力;其次，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也趋缓下降，加上过去两年家庭负债率的急剧攀升等，都将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快速增长。最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较为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在深入分析今明两年国内外经济环境可能存在的各类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应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模型)，课题组对我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了预测。预测表明，今明两年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延续稳中趋缓的态势，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一系列以开放促改革、以竞争提效率的政策举措，将能极大地稳定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从而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模型预测，2019年我国实际GDP预计将增长6.4%，增速比2018年减少0.2个百分点;2020年，GDP增速可能回落至6.32%。考虑到各种可能的不确定性，今明两年GDP增速将保持在6.2%-6.5%的区间内，不会发生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情况。

　　投资方面，预计今明两年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态势将得到有效遏制。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将增长7.25%，增速比2018年提高1.23个百分点;2020年增速可能下降至6.58%。

　　消费方面，预计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将增长6.03%，增速比2018年提高0.43个百分点;2020年，该增速预计将小幅回落至5.85%。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预计将增长8.16%，增速比2018年下降1.75个百分点;2020年预计将回升至8.44%。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名义增长8.92%，增速比2018年降低0.13个百分点;2020年增速与2019年持平。

　　物价方面，预计2019年CPI上涨2.01%，涨幅比2018年下降0.12个百分点;2020年CPI涨幅可能降至1.86%。2019年PPI上涨1.40%，涨幅比2018年降低2.13个百分点;2020年将上涨1.34%。

　　外贸方面，预计2019年出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增长4.42%，增速比2018年降低5.42个百分点;进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增长10.72%，增速较2018年降低5.12个百分点。2020年，出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和进口总额(现价美元值)增速预计分别为4.00%和14.34%。此外，中国外汇储备有望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减税降费促进民间投资快速增长

　　2015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抑制了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导致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等一系列问题。民间投资增速若长时期无法出现明显反弹，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在此背景下，围绕如何激发民间投资的问题，中央政府明确表示，要通过金融支持、减税降费，全面支持民企融资。这些政策措施无疑将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提升市场活力，促进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

　　在减税降费方面，2016-2018年，通过“营改增”、降低增值税税率、提高个税免征额、增加个税应纳税额抵扣项以及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双创”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放管服”的简化行政程序、减少行政收费等普遍性降费措施，分别实现了6196亿元、1万亿元以及1.3万亿元的减税规模。国内的减税降费政策，加上全球经济的同步复苏，民间投资增速在2016年触底后开始了恢复性增长。

　　然而，2019年全球经济扩张趋缓可能削弱自2017年开始民间投资增速上升的势头。基于此，报告提出，2019年，除了继续实施大规模的普惠性减税政策之外，还应通过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在促进企业有效投资增长的同时，提升企业竞争力，并以此实现稳投资和稳就业。

　　从宏观层面看，首先，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增加，从而能够促进企业的投资增长，带动经济增长，进而提高财政收入增速;其次，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有利于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激励其扩大劳动雇佣，促进就业增加，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改善总需求结构;最后，企业成本负担的下降、利润增速的提高将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进而推动技术进步和提升劳动生产率。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每单位参保人员的平均基本养老保险费增速不断加快。在中国现有的社保缴费制度下，企业和个人因此需缴纳的社保负担也快速增加。尽管自2015年以来中国已经实施了五次社保费率下调的政策，但整体而言，企业和个人负担的社保费率仍然较高。较高的社会保险缴费率，显著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

　　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费率决定机制，能够减轻企业生产经营负担，控制用工成本过快上涨，推动劳动要素优化配置。同时，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也能促进企业扩大创新投入、提升企业长期竞争力。因此，应对企业社保费率作出适当调整，做到既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又不会影响参保人员的总体待遇水平。

　　为了模拟分析降低社保缴费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课题组进行如下的反事实分析假定：假定基本养老保险收入与参保人数的比值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三年间都保持在2015年人均3750.9元的水平，而不是实际上2016年提高至4279.4元、2017年进一步提高至5727.5元的现实情况。在此假定下，2016年和2017年，企业和个人可以少缴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将较实际值分别减少4691.25亿元和12274.70亿元，合计将减少16965.95亿元。

　　基于上述反事实分析的假定，课题组设定两种用于模拟分析的情景假定：一是将因此少缴的社保费用全部转移给企业作为其利润的增加;二是将因此少缴的社保收入全部转移到居民部门作为其劳动报酬的增加。

　　基于CQMM模型的模拟分析发现：无论是将企业和个人少缴的社保费转移作为企业利润增加，还是转移作为居民劳动报酬的增加，均有助于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促进居民消费提高，带动财政收入增长。同时，因为能够切实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还能激励企业增加投资，进而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此外，相对而言，将减收的社保缴费转移到企业作为其利润增加，更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增长，进而产生更大的财政收入效应和短期经济增长效应;而将减收的社保缴费转移给居民作为其劳动报酬增加，对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作用更强，且能够进一步改善总需求结构，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调整。因此，从高质量增长的角度看，将减收的社保缴费转移给居民无疑将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

　　继续稳步推进“六稳”的政策建议

　　进入2019年，中央政府继续稳步推进“六稳”工作部署，通过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来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场活力，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支持、减税降费等措施，以全面支持民企融资，确保民间投资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这无疑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找到了破解上述政策执行困境的突破口。

　　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全面支持民企融资，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短期内“稳投资”的目标，更应着眼于实现长期“提升企业竞争力”的目标。为此，当前的金融支持和减税降费等政策举措，应当着力于挤出无效、低效投资，促进有效投资增长，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快速增长。

　　第二，货币政策在总量控制的同时，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为稳定有效投资增长提供条件。在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调整信贷投向结构上，确保对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的比重稳定在60%以上，以真正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与此同时，应通过机制创新，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第三，积极财政政策应继续实施大规模的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以减轻宏观税负。2017年，中国广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4.4%，分别高出美国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3.2个和2.4个百分点，仅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4.3个百分点。表明，现阶段宏观税负的减轻仍有一定的空间。

　　第四，2019年开始社保费改由国家税务机关全责征收后，在加强了社保缴费合规性的同时，还应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以推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就业的稳定增长。

　　第五，应充分关注居民负债率的持续上升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负面影响。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依然严峻的背景下，更重要的，在居民实际收入受劳动生产率增速趋缓而难以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居民负债率的快速上升，将会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